發布會上，重慶市應急管理局黨委委員、政治部主任鄒瑜介紹，7月1日以來重慶呈現“三個顯著”特點：第一個是平均氣溫顯著偏高。重慶平均氣溫為30.5℃，較常年顯著偏高2.6℃，與2006年並列成為1961年以來最高。第二是降水顯著偏少。重慶平均降水量為102.0毫米，較常年顯著偏少近6成，為1961年以來同期第二少，僅次於1992年的98.8毫米。第三是高溫幹旱強度顯著偏強。35℃以上高溫日數32.3天，為1961年以來同期第三多，僅次於2006年同期（33.9天），極端最高氣溫為44.5℃與2006年相同。根據監測，67.9%的土壤水分觀測站耕作層已達中到重旱。

174535475702550　　作為基層醫療機構，更現實的參照係，或許是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安寧療護服務。在這一體係內，患者前期病情穩定可居家護理，後期病情加重可收入社區病房，當出現社區不能控製的癌痛、嚴重感染等情況時再轉到三甲醫院治療。中國安寧療護發展基金會曾報道過北京市西城區德勝社區的衛生服務中心，通過與大型三甲醫院疼痛科的遠程會診，他們能夠為患者定製一對一的鎮痛方案。7年時間裏，他們的團隊累計送走了近500位晚期癌症病患，90%以上患者安詳離世。

　　西藏自治區衛生健康委黨組書記 副主任 譚相東：我們有364萬人，按照1比20的比例，我們28.4萬的核酸能力是夠用的，但是不僅要看理論上的數字，還要考慮西藏是地廣人稀，即便是你有這樣的能力，你要快速部署到也是比較困難的。所以我們還重視移動核酸的檢測能力，我們有4萬多管每天移動的檢測能力。同時我們不能僅僅考慮到理論上的數字，我們還要有采樣人員送檢、出報告等等，每一個環節是環環相扣的。同時我們又不能所有的管子都按照1比10，1比20，有的還要1比1，1比3，1比5等等，所以這樣下來我們的能力確實存在著一定的缺口。

　　杜鳳剛 大連理工大學教授：按照酒寄雅誌先生的研究，我們可以看到，在內藤湖南的日記當中搜索不到這方麵的記載。雖然是在一次講演會上，他曾經透露過這種信息，但是那次透露也是非常不自然的。但實際上他到旅順後，也給這個碑做過拓片，這些拓片在京都大學的內藤湖南文庫裏有收藏。因為在經曆了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之後，可以說從那個時候開始，日本就對東北這塊存有領土野心，所以對這樣的一個曆史界碑，肯定它是不會放過的。他就建議碑要日本收藏起來，後來就把這個碑通過海軍運到日本去了。

　　孔鋼城表示，豐台區、街兩級成立工作專班，抽調機關社區工作人員、公安幹警、醫護人員投入一線，組建專門隊伍進行服務保障，備好備足高、中風險區居民日常生活起居所需的食品物品，提供快遞外賣轉運、生活物資采購等服務，滿足居民多樣化生活需求。建立專門台賬，針對獨居老人、行動不便群體提供生活照料、心理安撫、健康谘詢、藥品代購等貼心服務。對接定點醫院及救護隊伍，開設就診、就醫、購藥的綠色通道，確保有特殊需求的居民能夠得到及時有效的醫療服務。

　　王毅國務委員兼外長表示，中尼山水相連、世代友好。無論國際地區形勢如何變化，中尼始終在涉及核心利益問題上相互堅定支持，始終在麵臨考驗和挑戰時並肩站在一起。中方一貫主張國家不分大小貧富強弱一律平等，將繼續堅定支持尼維護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支持尼探索符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支持尼人民生活改善和國家振興。願同尼方一道，落實好習近平主席對尼曆史性訪問的豐碩成果，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弘揚中尼世代友好，開辟兩國關係發展新前景。

　　顧文軍表示，“芯片法案”意在加速建設本土半導體製造，一方麵扶持本土現有製造龍頭，另一方麵吸引更多國際企業加大在美投資。這會分散國際企業在中國市場的投資，影響資金、人才等諸多方麵，進而影響中國獲取國際資源的能力。此前，國際企業在中國布局是產業鏈布局，現在可能僅把中國作為終端市場，限製性地銷售某些特定產品。當中國在國際半導體企業布局中由研發和製造轉向售後和服務，中國半導體產業所發揮的價值將下降，在全球半導體產業中的話語權也將降低。

　　借著佩洛西前腳竄台的風向，立陶宛也緊跟其步伐，粗暴幹涉中國內政。作為一個歐洲小國，立陶宛一直以來依賴美國的庇護，因此，其在台灣問題上長期被西方社會綁架。事實上，有分析指出，美國正希望立陶宛竄訪，從而挑起中國與歐盟的對立，進一步升級台海局勢。然而歐盟各國都與中國有著深淺不一的關係，並不會真的蹚這趟渾水。此前傳出立陶宛曾邀請歐盟其他國家代表團共同竄訪，但國際上大部分國家深諳台海局勢的唯一正解，那就是國際公認的一個中國原則。

　　對於“芯片法案”中的相關內容，中國貿促會、中國國際商會10日發文表示反對。中國貿促會、中國國際商會認為，法案中的條款歧視性對待部分外國企業，凸顯美意在動用政府力量強行改變半導體領域的國際分工格局，損害了包括中美企業在內的世界各國企業的利益。一方麵，這是典型的專向性產業補貼，不符合世貿組織的非歧視原則；另一方麵，法案將部分國家確定為重點針對和打擊目標，導致企業被迫調整全球發展戰略和布局。尤其是法案對“任何受關注的國家”界定寬泛，無限擴大了執法的自由裁量權，具有典型的泛政治化色彩，各國企業經營活動麵臨的不確定性大大增加。